石头上的河南故事丨石上王铎力扛鼎
河南日报客户端记者 张体义 实习生 甄晋青
8月3日,参加“跟着著名考古学家去寻商”活动的记者,在中国文字博物馆三楼参观了“觉斯翰墨——王铎《拟山园帖》拓片展”,这是继河南博物院“风樯阵马 笔力扛鼎——王铎书法艺术展”我省举办的又一个王铎书法展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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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铎书法作品尤其是王铎书法碑刻在我省数量众多。有专家研究认为,河南现存王铎书丹的碑帖刻石大概有150通左右,其中《拟山园帖》、《琅华馆帖》、《延香馆帖》是其中最著名的碑刻。
在国家文物局日前公布的《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》中,收录了王铎书《创柏香镇善建城碑铭》、王铎书《延香馆仿古碑帖》、王铎书《杨公景欧生祠石碑》、王铎书《朱载堉墓神道碑》、王铎书偃师《保城御寇碑》等。借助这些碑刻,我们不仅可以感受王铎书法笔力扛鼎的气魄,还能一窥明末清初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。
拓荒者的赞歌
王铎,字觉斯,河南孟津人。明时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、编修、少詹事。南明弘光帝任其为东阁大学士,次辅。王铎在清代先后被任命为明史副总裁,殿试读卷官,礼部左侍郎,礼部尚书。顺治九年于家中病逝,赠太子太保,谥号文安。王铎善于书法,与董其昌有“南董北王”之称。其书法传入日本,被日本书法家评价为“后王胜先王”。启功先生评价其为:“觉斯笔力能扛鼎,五百年来无此君。”
在沁阳市的东北边,一位素有“贤王”之称的拓荒者在此长眠,他的神道碑由王铎所撰。他名为朱载堉,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孙,朱载堉的父亲朱厚烷曾因极言直谏嘉靖帝摒弃仙道而被软禁十九年,朱载堉为父不平,以在王宫外“席藁独处”的方式表达着无声的抗议。他同时也继承了父亲宽厚谦逊的优秀品质,作为郑藩的合法继承者,他能因自己志不在此而主动让位,隐居在丹水之泮,拓荒垦田,与民为善,逍遥余生。据说,他搜编的歌谣直到清朝当地百姓仍在传诵。
朱载堉一生在历法,文学等领域皆有不俗的成绩,其中最突出的还是在音律方面所做出的贡献。他摒弃传统沿用的三分损益法,开辟式地创制了十二平均律,成为后世国际音律的标准。
根据碑文所述,王铎是朱载堉的次子朱翊钛的好友,在天启四年受托所作。碑文以行书为体,布局错落有致,飘逸洒脱,叙事内容清晰鲜明,尤其对朱载堉让国一事重点着墨,浸透了王铎对朱载堉的崇敬之情。《朱载堉神道碑》在抗日战争时毁于日军之手,部分残碑保存在朱载堉纪念馆中。
高尚者的丰碑
明朝到了崇祯年间,前几代皇帝对国家的榨取已经使这个泱泱大国走向灭亡,随着三饷的征派,百姓的负担进一步加重,终于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。明末农民起义军由于没有持续的后勤供应,因此他们只能采取流寇战术,寇掠州县,抢劫官府和富户进行补给。王铎便在碑中详细描述了农民起义军破城时的惨状:“老者杀,少者戮,掳人妇,辇人财。无贵无贱,同为枯骨,觜骼涂野,腥血流原。”
根据《明季北略》卷十一的记载,偃师县知县夏士誉号召境内百姓修城守城,亲自操练五千士卒,崇祯八年成功抵御了高迎祥和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的侵扰。为了歌颂他的功绩,当地百姓立碑褒扬,王铎亲自撰书,于是便有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明代石刻《保城御寇碑》,也称为《夏侯募习壮勇保城御寇碑记》。正文以其最擅长的行书完成,全篇行云流水一气呵成,颇具奋发之气。
无独有偶,在今天的沁阳市博物馆中,由王铎执笔的三方石碑静静矗立,历经岁月冲刷,石碑上的文字依旧清晰可见,它们都是为了纪念那位名叫杨嗣修的老人所开拓的事业。
崇祯二年秋天,杨嗣修在经历了数十年宦海浮沉后,终于重回故乡怀庆府河内县(今河南省沁阳市)。此时的他已经年近古稀,一生的起落让他明白教育的重要性,他在地方捐资创建义学,命名为“延香馆”。“延香”二字,意为衍芬郁于有永也,代表着他对子孙后代的殷殷期盼。在时局动荡的年代,他不忍故乡受到兵戈之害,捐资修建柏香镇善建城,以期在乱世中庇护一方。同时他还对灾民进行救助,《怀庆府志》中记载了他的善行:“崇祯十三年,天下大饥,人相食,公为粥,收哺遗婴,贱粜种子,受赈不可计。”
崇祯十四年,王铎因父亲去世回乡服丧,在饱览怀庆山水风光后,于延香馆所作《延香馆仿古碑帖》。其中临有许多名家的书体,格调高古,形神皆备。更值得一提的是,此篇字体多变,既有端正饱满的楷书,又有飘逸自如的行草,风格切换自如,可见王铎书法之深厚功力。而后他又以行书为《杨公景欧生祠石碑》书丹,此篇取法二王,气势磅礴,生动地记录了杨嗣修生平及告老还乡后的诸多义举。而在沁阳市,不管是曾经的朱载堉,还是后来的杨嗣修,他们都因出众的德行而被后人铭记,王铎的书法则更是锦上添花,使他们的名字在万古长夜中依然熠熠生辉。
王铎为其所作《创柏香镇善建城碑铭》,是王铎少有的大楷作品,从字形上来看,取法于颜真卿的《麻姑仙坛记》。而王铎在其中痛斥农民起义军为寇贼,辱之为“汉奸”,比之为“蛇虎”。联系前文《保城御寇碑》,此时的王铎仇视农民起义军的劫掠行为,对大明王朝不可谓不忠心,或许任谁也无法想到不久后,这位忠心于大明的臣子将会堕向另一个极端。
矛盾中的行者
矛盾几乎是贯穿王铎一生的主线,他既是忠心耿耿的明朝臣子,在清兵南下时,是坚定的主战者。在南明朝廷建立时,也曾欢喜地前去贡献力量。最后却主动降于新朝,臣服在清兵的金戈铁马之下。或许投降时的他怀抱一种亡国不是亡天下的安慰,但背叛故国使他从此背上严重的心理负担,此后的人生他在纠结中度过,自然也无法做出什么成绩,只靠着年年累积的资历勉强混日子。《清史列传》中《贰臣传》将120余位大臣按政治贡献和实绩分为甲乙两编,王铎自然只能入乙编。
矛盾的心态也倾注到他的书法创作中去,遍观王铎书法,刚开始降清时,王铎多在王公贵族的酒宴上进行创作,此时的作品有一种炫技的色彩在其中,但不久后他便看清了清朝统治者不信任降臣的本质,郁郁不得志的他萌生了退隐的想法。在拟山园中,这种奇妙的心境却真正将王铎书法推向高峰。
何谓“拟山”呢?王铎在《拟山园选集》中解释为“字之曰拟山,取之旧矣,不敢仿名山之藏,彼自爱深岩之峦。”此二字有藏之名山,传之后人的寓意。可见王铎本人对《拟山园帖》也十分重视,将他视为一生心血的结晶。《拟山园帖》收录的是王铎从癸未年至辛卯年(52 岁到60 岁)这一阶段的力作,张缙彦为帖题跋时写道:“文安四十年功力尽在此矣。”在《拟山园帖》中,楷、隶、行、草四书皆备,这也被称为我国最早一部拟诸家书法遗迹的个人丛帖。张凤翔在《王文安公墓表》中对《拟山园帖》这样评价:“公著有拟山园......书追二王,四种皆入堂奥,高丽异域,多有乞公片纸如玉者。”足可明白王铎此篇在中国书法史中的地位。
王铎的书法之途以二王为宗,以临古为乐,遍观整个书法史,也再无一位像王铎一样,有如此多临帖传世的书法家。尽管他时刻标榜自己是一个坚定的师古者,但实际上他并不保守,更多的却是博采众长。明中叶以后,王阳明的心学流行于世,以王铎为代表的书法家临帖不像古时那样拘于表面之形,而是追求一种对审美的体悟,期求在创作心境上与古人直接对话。“拓而为大”是王铎临摹的重要特征,这不只是将书帖简单放大,更多是加工和再创造。他看似保守实则立场鲜明,又平衡了师古与出新,正统与野道的矛盾,终是在书法一途中走出了自己的路。
回顾王铎的一生,早年王铎在诗中提到过“舐墨非我志,干禄非我求”,年轻时他也是胸怀热血的有志青年,尚有一番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。但一生的浮沉显然是命运和他开的玩笑,弥留之际,王铎告诉儿子“我一生别无他求,唯书法一道小有所获。”可想这是何等的无奈与悲哀。这位所谓的“贰臣”在政治中困顿,唯有沉浸在书法之道可暂得安宁。他苦行僧式地练习,终究还是自成一番造化,但或许在成就背后的每一笔中,都浸满了这位老人对故国无尽的悔疚与歉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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